编者按：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当前形势下，如何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新一代科技工作者如何继承老一辈科学家精神，肩负起新的历史重任？近日，本网记者走近科研一线，通过科学家们讲述的亲身经历探寻答案。

许晓东在实验室工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供图

许晓东是幸运的。他想做点不一样事，半生无名，近乎被人遗忘，却在科研生涯的末段，不经意中遇到了属于自己的问题，并在10年长跑后，以一篇论文短暂来到聚光灯下。回顾这段面向未知的旅程，他承认这像一场冒险、一次命运的赌博，自己不值得学习，值得思考应是，如何让热爱科研的人有尊严地工作。而他，早已回到出发的原点：在充满不确定的未知中重新摸索，他困惑、他享受，他相信，走向纯粹的科研世界本就是这样。

“许晓东是谁？”

“假的吧，上热搜都是花钱买的。”听到朋友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农”）在网上火了，刘夏燕下意识如此反应。没日没夜在实验室与瓶瓶罐罐打交道，她实在想不出，学校什么消息能闹出这么大动静。

去年1月的一天，新浪微博上，“世界首例病毒中的朊病毒”的帖子，与明星八卦一起霸占了热搜榜，一度还排名非常靠前。帖子说的是一则原创发现，刘夏燕熟悉话题的主角许晓东，10年前，她与丈夫郁飞从美国来到西农生命科学学院，早他们不久，许晓东与妻子陈红英从英国来此落脚。同为海归，让两家多一分亲近。

朊病毒是一类具有感染性的特殊蛋白。近40年来，科学家陆续在动物、植物、真菌和细菌中发现了它，但病毒中是否有朊病毒，一直不为人所知。2019年1月，许晓东课题组在《自然通讯》发表的论文，被认为是证明朊病毒广泛存在的最后一块拼图。

刘夏燕为许晓东高兴。这么些年，作为同事兼朋友，她知道许晓东一直在默默研究大问题。消息出来后，同行问的最多的却是“许晓东是谁？”这不奇怪，在生命科学领域，出色成果往往来自大实验室，能发大文章的多少能混个脸熟。可即便在西农生命科学学院，不少人对许晓东的了解仅仅是，“做杆状病毒的。”

那时，许晓东已年过半百，只是一位七级副教授，回国多年没发几篇文章，没有行政职务，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非常平淡的人。

朊病毒被认为与老年痴呆病有联系，这一潜在的关系，让这则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吸引到一些关注。然而，单单这一点，不足以有如此热度，点燃网民讨论的，是许晓东发表在QQ空间的一篇日记。

在知乎上，200多万人浏览了话题——“西农许晓东组历经艰辛首次发现「病毒中的朊病毒」，具有怎样的意义？”网友情绪的焦点，落在这篇日记零星数语提到的科研经历上。

这篇日记是2018年底，许晓东趁着投稿间隙写的。透过日记，在高密度的专业词汇之外，人们看到的是：一位在冷门领域坚持的原创研究者，一位有实力却籍籍无名的副教授，一位申请不到课题、招不到研究生但依然前行的科研人员……

6万多人浏览、370人转发了许晓东这篇日志。刘夏燕回忆说，当时很多朋友在看，有发到朋友圈的，有转到微信群的。老师转给学生，学生转给朋友，又传到校外，光留言就有好几页。

这么多人有共鸣，刘夏燕很有感触：年轻时大多人有抱负，有做原创研究的梦想。可在现实面前，为了让履历好看些，为了出成果，做一些不喜欢也不擅长的研究，没能守住初心。“大家被许晓东感动，其实又何尝不是感慨，自己的青春在时光中渐渐流逝，了无痕迹。”

一年半后，在西农，记者见到了许晓东。他与陈红英共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他身材不高却很匀称，穿着老款的黑色衬衣，说话有东北腔，朴实平静的像个农民。问起那篇日记，他突然非常不好意思：“我习惯在QQ空间记录实验进展，也就学生看看。当时情绪所至，写了几句，根本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注。”

上了热搜，让许晓东猝不及防。他想赶紧把它冷下来。他担心讨论研究之外的东西，影响客观评价成果。也正因为如此，刚开始网友在知乎提问，他偶尔会回答两句，之后根本不敢掺和，躲得远远的。

媒体联系采访，他起初接受了几次，后来能推拖的，他都委婉表示了感谢。他也没有到各地谈自己的工作，只到过中科研微生物所和哈尔滨一所大学做过学术交流。

“为什么不想大家讨论自己？”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许晓东缓缓地说。

不对等的冒险

西农位于陕西杨凌，是我国唯一在镇上的985高校。陇海铁路线穿城而过，西农南北校区各处一侧。北京上学时，坐火车回四川老家，陈红英无数次与西农擦肩而过。没想到，2009年她才第一次踏入这里，第二次来便是工作。

陈红英是西农引进的海归人才，许晓东笑称自己是“人才家属”，他们喜欢西农的安静。此时，许晓东已过不惑之年，在接下来10多年中，他期待在这座西北小镇上，做出点什么。

做科研，从起步看，许晓东确实很普通。读研究生，他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后来评为中科院院士陈文新门下。入门没多久，他兴匆匆地告诉导师，自己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得到老师的鼓励。起初，他信心满满，想用刚兴起的DNA测序的方法，做根瘤菌分类。但受制于条件和学术能力，研究生3年他过得异常痛苦，感到“科研是一条不归路”，他放弃读博资格，当了科研“逃兵”。

转做行政，许晓东得心应手，又值用人之际，在中科院微生物所5年，他连升两级，从普通职员到科研管理处副处长，再到综合处处长。那时他30出头，轻车熟路后，他感到重复工作“挺腻歪的”，有时疲倦不堪，被压抑的想做点新东西的念头在心里翻涌。2000年底，陈红英联系到英国雷丁大学做研究，以陪读的身份，他跟了过去。

走出国门，许晓东开始了冒险。他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在大卖场扫地，在汽配厂开机床，拿着当地的最低工资，有时在人来人往中，在机器的嘈杂声中，他出出神，想想头一晚阅读的文献。

1年后，他在雷丁大学找了个技术员的岗位。两年后，考上了博士。在科研这座围城中了，进进出出，这次回来，他说：“自己心静了许多”。

中科院微生物所党委委员程萍与许晓东同龄。她由科研转向管理，与许晓东路径相反。她佩服许晓东的勇气：“生命科学知识更新非常快，几乎5年一个周期，不在一线这么些年，重回科研谈何容易。”

更大的冒险是科研选择。读博期间，在一次实验中，他意外发现一个名为LEF-10的杆状病毒蛋白信号异常，而且非常强烈。他以为实验操作有误，可无论他怎么调整，异常依旧。

直觉告诉他，这背后肯定有特别的含义。他查遍相关书籍、文献，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记录。从英国到中国，他几乎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这种现象，别人越说“没见过”“不知道”，他越兴奋，他想或许逮住了个新问题。

然而，他找人合作，别人听完后客套回应：“现象挺有意思。”真要投入资源，又都没有下文。这不难理解：仅仅观察到现象不能说明什么，即便费心做出解释，很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投入不小，收益看不到，这对科研，甚至对人生都无异于一场不对等的冒险。

没有同行反馈，没有研究借鉴，许晓东仿佛进入了一座没有点灯的迷宫。哪里是出口，有没有出口？他毫无头绪。在诸多可能的选项上，他选择了最难的那一个。回国的头几年，他精力主要在看资料、琢磨，大部分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想，“也许疑惑一辈子烂在肚子里了。”

2013年整个暑假，他扑在显微镜上，一次观察点醒了他，LEF-10可能有朊病毒。他要做的就是论证这一假设。鉴定朊病毒，国际上有较为成熟的体系，可这并非只是一层窗户纸的距离。

许晓东团队找到鉴定朊病毒的酵母系统。朊病毒研究顶级专家、美国学者兰德尔·哈尔夫曼劝告他：“酵母系统很棘手，你们做不出来”。

美国专家的判断并非没有根据：全球做这套酵母系统的人源自同一个实验室，有手把手的传承基因。在纸面的操作流程外，还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明明每一步都准确无误，就是没有结果。

很长时间，他茶饭不思，不吭声在实验室来回踱步，想到一个新方法，又闷头和学生南昊重新设计，一遍遍实验。他本想速战速决，甚至畅想在2016年圣诞节，赶在国外期刊编辑放假前，把论文投出去。万万没想到，单是穿过酵母这道壁垒，就用了4年。

2017年9月的一个下午，许晓东团队完成了最后一项重要实验，至此困扰10多年心结解开了——异常就是病毒中朊病毒在“作怪”。他觉得实验得出的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都极为好看，科研生涯中，他的成就感从未如此饱满。

许晓东在黑暗的迷宫中看到了曙光，也为病毒朊病毒研究中打开了一条缝隙。那个下午，他与陈红英、学生南昊，憧憬着未来，聊科学、侃人生，不觉夜色已深。

许晓东和学生南昊在讨论工作。王婷摄

经费只剩下不足千元

许晓东很熟悉杆状病毒，本来随便做点什么就能发些小文章，可他极少在这上面用力。他说，做这些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还没做就知道有什么结果。“别人做萝卜，我换做白菜，实验一样，方法一样，得出的结论毫无新意，无非证明萝卜、白菜是可以吃罢了。”

“从早到晚，待在实验室，本来就很枯燥。”他话不多，此时他停下来反问记者，“如果没有未知的期待，天天如此不是很无聊？”

许晓东和陈红英没拿到过自然科学基金。到西农10年，他只有3笔，共48.5万元经费。其中，因为未能按时用钱，学校财务还罚了2万元。他也是无奈：后续没有经费，还在账上的钱，能留一分是一分。

第一个3年，夫妇俩没完成考核，陈红英被领导谈话，给予口头警告。之后的例行考核，他们也基本刚刚够及格线。

没有项目经费，好几年，许晓东带不了学生。生物实验操作要求眼到手到，又必须要有学生来做。他给记者演示，如何吸取1微升的液体，操作时，他肌肉记忆还在，精准完成已非常困难。

南昊曾是“三农研究协会”的项目总监，和团队把社团做到全国十佳。以他的履历和能力，找一个好工作不难。毕业后整整3年，他无名无分留在实验室工作。有时候，还用兼职赚的钱，补贴买些实验耗材。当时，许晓东无法招生，如果不是南昊挺身而出，研究可能中途流产。

无数个深夜，看到南昊在实验室捣鼓，他给自己打气：“为了南昊，也要把这项工作做下去。”论文发表时，许晓东把南昊写在第一位。

在学生印象中，许老师温和，口头禅是“差不多就行了”；陈老师严格，注重细节，她一进实验室，大家默不出声。陈红英很看重自己在蓝耳病病毒上的研究，可为集中有限资源，她不得不调整研究方向，匀出点经费，维持实验室基本运转。

他们买不起好仪器，用不起贵的耗材，只能一遍遍改进实验设计，用简单的、花钱少的实验来验证问题。采购离心管，经费充足的实验室买的是几十块钱一支，他们挑十几块钱一包的，这样，南昊还要一毛一毛地往下砍价。

南昊捡来砖头，自己敲碎到合适的重量，来匹配实验的配重。实验每一步，他们都要自己动手解决，有的实验反反复复做了上千次。实验最紧张的一个月，南昊没空说话，只有每次在食堂打饭时，向食堂阿姨道声谢谢。

发现病毒朊病毒是个大问题，他也自信团队工作扎实，许晓东想冲击《自然》《科学》《细胞》三大顶级刊物，当时西农在上面还没有发表过文章。《科学》发表了一篇相似主题的文章，更增添了他的信心。他判断：应该至少能送审。

然而，文章投出去后却石沉大海；往下投给子刊，也因为研究的跨学科而显得尴尬。持续了近一年，几经波折，2018年，《自然通讯》接受了文章，2019年1月刊出时，距他回国已整整10年。

一些同行为许晓东打抱不平，没发到三大顶刊，吃亏在名气。他们又相信：发在哪里丝毫不影响研究的价值。

说起这件往事，许晓东说，一开始有点郁闷，毕竟名利的世界，谁又能够完全坦然面对。可后来一想，也没啥，最大的快乐是消除了多年的疑惑，我品尝过了。

文章被接受时，许晓东课题组账面上剩余的经费不足千元。在那篇QQ空间那篇日记结尾处，他认认真真感谢了每一位给予过他帮助的人，写道：“我们终究是幸运的，终于活着看见了今天的朝霞。”

“如果没做出来，你会怎么办？”

“会等待机会，但我或许走不到终点。”许晓东回答的坦承而平静。

“我不值得学习”

过去10年，是许晓东激情燃烧的岁月。他说，这个过程是遇到一些挫折，吃了一些苦，有过一些委屈，可也没什么了不起。“做科研是自由的，应该很快乐，我喜欢这样。”

从发现自然现象到解释原理，许晓东的研究很古典。这类研究，很长时间是天才和贵族的专利，在科研职业化时代，如果没有兴趣，几乎做不下去。

到西农不久，郁飞担任生命科学院副院长，几年后成为院长。之于许晓东，他既是朋友又是领导，他了解许晓东团队的工作，也明白看上去没有实利的基础研究的价值。然而，他始终为许晓东捏着一把汗。

“有人扎下去，一辈子都没做出啥来。”郁飞的担忧不无道理，何况比许晓东实验条件好，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很多，成果出得很快。如今，他正忙着筹建未来农业研究院，看到90后的工作，他觉得自己都有点像老人。

由于长期考核垫后，不时有一些质疑许晓东的声音。闲聊时，郁飞常与人说起，许晓东夫妇家的车，家假日、周末都停在楼下，是想踏踏实实做研究的，如果是想混日子，哪里不可以。

他的信心还来自许晓东教课良好的口碑。他带的研究生课《高级生化》，总是在掌声中结束。本科上过他《分子生物学》的学生，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回来都感谢在他课上基础打得牢。

学生赵希旺说，无论多么复杂的内容，许老师上课都能讲得明明白白。他想跟着许晓东学习，便毛遂自荐“磨”进了的实验室。

许晓东的理念是，教学生10分知识，自己就得有100分的水平。每次备课，他都会更新前沿进展，一边温习一边琢磨。

他觉得自己并不值得学习，经历也可能只是个特例。知乎上，一位网友写道：许晓东团队精神值得敬佩，但做科研不应鼓励“用爱发电”。在这条帖子下，他点了个赞。

他不认为做科研要不讲回报，甘于清贫。探索未知，运气和努力一样重要，不是每天吃咸菜馒头，能吃苦耐劳就有做出东西。“为什么不让大家有尊严做喜欢的工作？”

倘若能够时光倒流，10年前，许晓东很可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虽然他非常清楚，在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迷宫里，自己的条件不适合做长远规划。可一旦想到，短平快的工作偏离了主道，尝到了甜头，又跳不出来了，自己肯定不会这么做。“这似乎冥冥之中，性格早已决定。”

文章发表后，中山大学医学院一位教授看中了南昊，承诺他读在职博士，开出了优厚的年薪，还保证他一年内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留在西农，学校虽然破例让读博士，聘为助理研究员，可其他各方面条件差太远，南昊心动过，可他选择留在许晓东实验室继续做研究。许晓东得知后说，“去了，或许更好。”

科研自身应该有一个世界

短暂走到聚光灯下后，许晓东回到原点，大部分时间，他没有头绪，就像10年前一样，他要不停思考、看文献，他想看看病毒中的朊病毒能做什么。与LEF-10这个朋友相处了10多年，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人许晓东更了解它。

新进展很慢，他很困惑，有时也倍感煎熬，更担心，时间不等人，自己的精力跟不上。

他仍然没有拿到自然基金。这让一些同行很惊讶。他们认为，他在中科院做过科研管理，申请项目应该有些优势。

他同样面临招不到学生的困扰。今年秋季，学校通知他没有招生名额，一向温和的他，硬气了一回，丢下一句“你们就看着办吧。”最终学校匀出了一个招生名额。这一辈子，可能就是带南昊的短短几年里，他称得上是博士生导师。

论文发表后，学校奖励了研究经费，实验条件比之前强多了，他和团队依旧精打细算。记者到访时，南昊正在仔细阅读一套试剂产品的说明书。原来，整套产品要1万多元，他在查阅哪些模块是自己做不了的，只选择买其中的一部分。

他说，科研自身应该有一个世界，不应掺杂其它的东西。

阔别近20年，直到许晓东回中科院微生物所交流时，程萍才了解这位老同事的经历。“如果没有冒这个泡，学术界没有几个人能记住他，甚至没人记得他也在这个工作上用力过。

早在他当了科研“逃兵”，转做行政时，身边很多人都判断，许晓东不可能重新回到学术道路上来。论文发表后，有人问：“西农的许晓东，是中科院微生物所那位吗？”

面对外界种种意见，许晓东似乎有一道天然的屏蔽，他有一个自己的小世界。他爱好广泛，接触到一个问题，就会钻进去琢磨一段时间。年轻时，曾自学计算机编程。如今，这成了他的一门“手艺”，能几天就架起一个网站。在英国，他写了程序，在网上卖电子书，自己玩得挺开心。

回顾不长的科研生涯，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富足的，没有远超常人的天分，只是期望做点有创新的工作，而恰恰在不经意间找到了一个。能与妻子、学生一起共同努力，彼此成就，此生无他所求了。

2018年夏天，论文确定被《自然通讯》接收后，他到北京看望陈文新。陈老师已经90多岁了，师徒20多年没见，他们聊了3个多小时，从工作到生活，出国到回西农，她询问许晓东过往的点点滴滴。当天，天气闷热，陈文新凝神聆听，当许晓东说起最新的研究时，这位昔日的恩师突然问道：“我记得，你不是说科研很苦吗，怎么最后又爱上了？”说完，她先笑了。

“你是陈老师喜欢的学生吗？”

“看到老师笑的时候”，说着，他嘴角也露出一丝微笑，“我相信老师会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