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科技期刊中，《科学通报》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李四光、严济慈、华罗庚、童第周等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者都曾把重要成果发表其中。它刊发过水稻的雄性不孕系、哥德巴赫猜想、青蒿素、铁基超导、结晶牛胰岛素全合成等研究成果，为中国赢得了在这些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领先地位。

诞生于1950年的《科学通报》，与《中国科学》并称“两刊”，曾经代表了中国科学期刊的国家水平。

如今，在世界一流期刊建设的大潮中，《科学通报》英文版（Science Bulletin）的编委们和编辑团队继续坚守着办好本土期刊的初心，应对新挑战，突围困境，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因国家科学需求而生

“除掉科学行政和研究工作之外，我们将要出版各种的专门学报和两种综合性的科学刊物......视为我们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科学的共同事业。”1950年5月，中科院首任院长郭沫若先生在《科学通报》的发刊词中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动员令”。

在创刊之初，《科学通报》就被赋予了承载“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任。新中国前30年具有里程碑意义和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出成果大多刊发其中。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国际同行强势竞争和唯期刊影响因子评价论文水平的双重压力，这本中国顶刊的优秀稿源日渐流失。事实上，中国科技期刊界在此后都面临着越发严峻的发展形势。

如何突围困境？如何与中国科学一起发展壮大，成为国际高水平的学术刊物？2000年，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先生找来了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朱作言，在一次晚饭后他们散步交流时，周光召多次对朱作言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优秀期刊，而办好期刊最终要靠祖国的科技力量。”“办一个国际性的刊物，我们应该抱有信心。”

此后，朱作言先后担任了《科学通报》执行主编、“两刊”总主编，邀请了张希、郑永飞、郭正堂等一批执行副主编，组织了年富力强的编委和编辑队伍，带着团队主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充实专业编辑力量，优化审稿流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