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从动物传染到人，直至涉及到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暴发可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也可能是长距离的移动，包括跨境的移动。”3月31日，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就联合研究报告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会上表示，新冠病毒溯源需要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不局限某地、关注世界各地，将全球各领域、各渠道收集到的各类信息聚集在一起，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这个病毒，进行病毒溯源，以及武汉疫情暴发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疫情首发地往往不是起源地

“武汉早报告并不意味着新冠病毒就一定最早出在武汉，这个判断是在我们科学家中有共识的。”梁万年说，早报告的地方，不一定是病毒最早出现的地方，所以如果基于这种科学共识的话，溯源视角必须更广泛。

在以往由病毒流行导致的重大传染病的历史上，疫情的首发地经常不是它的起源地。

以大众熟知的艾滋病毒为例，它1981年最初在美国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于几十名被认为身患卡波济氏肉瘤的患者身上。后来的病毒溯源工作经过了全球网络追踪，目前认为艾滋病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从非洲开始，从动物跨越到人类的。

“大家都注意到一些报道，在其他地方（多国多地）也发现了可能比武汉病毒暴发之前可能存在阳性的检出材料等一些报道，这些报道需要进一步去开展合作研究，去核实它。”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联合专家组流行病组中方组长冯子健说，这些研究为确定动物到人跨种传播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最终找到动物自然宿主是非常重要的线索，这些工作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做。以往病毒导致的重大流行性疾病，它的溯源工作也往往是跨国、跨地区的合作研究，所以联合专家组也给出了相应的建议，要在多国、在全球视野范围内加强多国合作，来进一步推动溯源的研究。

中国最先开展溯源调查，迄今未发现证据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是第一个和世卫组织联合开展溯源研究的国家，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在疫情处置的早期就开展了溯源研究。”梁万年说，“我站在一个专家的角度来看，中国让世卫组织率先在中国开展全球溯源的中国部分，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姿态（开放、透明和合作的态度）。”

中国在遇到重大的疫情和传染病时有一定的应对和科学研究经验。中国科学家在抗击疫情的同时就开展了病毒溯源工作，包括开展早期的动物采样、环境采样、标本采样等研究工作。中国科学家从现在的知识、能力以及掌握的方法，会继续进行溯源工作。

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联合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介绍了部分溯源的工作。在2018年到2020年期间，在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采集了38000多份的家畜家禽样品以及41000多份的野生动物样品，对这些样品进行了检测，都没有检测到阳性的结果。对于华南海鲜市场的上游供应链，我们其实也是进行了全面排查，其中涉及到了20多个国家地区。

“中国在新冠疫情暴发的前后，也没有发现新冠病毒在家禽家畜和野生动物中传播的证据。”童贻刚说，迄今为止，未找到支持中国有病毒传播链的假设的确凿的科学证据。

开展更广阔的调查才可能更接近真正的“零号病例”

“溯源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到最早的那个病例，我们称之为零号病例。”梁万年解释，武汉这次首次报告的病例（出现于2020年12月8日），是首次发现的病例，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溯源上所追寻的“零号病例”。

那么，如何找到真正的零号病例，或者获得零号病例的证据？

需要两头推进。

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去寻找从动物到人身上的第一个“溢出”病例。但如果他是个隐性感染者，可能就无法找到他，所以难度非常大。

另一方面，从动物当中去找。梁万年解释，例如蝙蝠、穿山甲、鼬科类、猫科类，包括其它的动物种类都有可能是它的宿主。如果在有些宿主的身体储存下来，但是不一定造成它的发病，甚至能够作为病毒的放大器，同时又把它排出，它可能就是个传染源。溯源科学就是要对这种概率性极小的东西，用科学的方法、严密的逻辑和思路，努力去研究证明。

目前已经有科学证据显示，在云南、浙江舟山等采集的蝙蝠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有90%左右的同源性。但近期在日本、柬埔寨、泰国等国家的蝙蝠中也检测到了不同的冠状病毒，这些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的相似性有高有低，目前还都没有超过96%。

“尽管目前新冠病毒的特异宿主还没有找到，但是联合溯源专家组目前已经达成共识，我们认为这些假设从科学的角度上是没有地域限制的，病毒从动物传到人，一直传到华南海鲜市场，引起疫情的暴发，可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也可能是有一些长距离的移动，包括一些跨境的移动。”童贻刚表示，局限的眼界和思维是违背科学的，可能会导致溯源的方向走错。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建议：需要在全球多国多地共同溯源的广阔视野下来思考，在全球更广阔的范围内继续去发现可能的早期病例，在中国我们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工作，未来还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寻找更多的检测材料。（记者 张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