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升华

当地时间6月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结果投票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该法案的前身之一《无尽前沿法案》，此前因致力于扩大高科技领域的研发投入、保持对中国的科技竞争优势而备受瞩目。

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要素，科学研究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已经成为各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国家科学”形态基本成型。面对“国家科学”时代的来临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如何应对？

“国家科学”时代的形成

什么是“国家科学”？首先，国家作为战略科技力量的需求方，顺理成章地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成为战略高科技的主要投资人。

其次，“国家科学”不以解决单项任务、取得局部进展为目标，而是追求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需要的战略高科技的整体突破，重视科技转化的路径和效率，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建构。

其三，在当前“国家科学”战略目标之下的前沿高科技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经常难以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并且“基础”与“应用”时常互为对方之母，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核能等领域都是如此。因此，从逻辑上说，“国家科学”会淡化战略高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分，仅以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导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科学”并不必然地与“自由研究”产生冲突。

1990年代，美国政府先后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技术与国家利益》两份政策报告，确定了美国科技政策的国家利益导向。根据这种政策导向，美国国会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审查项目时必须考虑项目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拉开了“国家科学”的序幕。

2020年5月，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向国会提交了《无尽前沿法案》，提请国会通过法案，大幅增加国家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通信和制造等关键技术的研发资助（5年拨款10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