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考研时看了一下导师的公共主页，对他做的一些研究还挺感兴趣的，而且觉得自己这方面也很有潜力，未来比较有发展前景，就报考他的研究生了……”

几年前，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昕红在进行一项针对直博生的实证研究时，某位放弃“直博”身份的学生与她说的一段话，她至今记忆犹新。然而，正是在他选择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曾经让他无限憧憬却又遗憾离开的直博生制度却在国内高校中变得火热起来。

不久前，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三部门就加快新时代本市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明确表示将拓宽博士生选拔通道，扩大直博和硕博连读比例，努力提高本科生推免比例。而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有多地高校发文，表示将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

种种迹象表明，“直博”正在成为当下研究生招生中引人注目的一股热潮。

“成年”的制度

如果为这股热潮寻找一个原点，是在2020年9月。是时，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研究探索在高精尖缺领域招收优秀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办法。

此后一年间，北京、上海、江苏、安徽等多地相继发文提高直博生招生比例。华东师范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重点高校也随即跟进，对外宣布将扩大直博生比例。

“早在2002年，我国博士生招考方式中就增加了‘直接攻博’招生方式。”王昕红告诉《中国科学报》，当年在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做好2002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中特别提到，允许特定学科和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直接取得博士研究生入学资格。招生单位按规范、严格、科学的原则自行拟定选拔方法，报教育部批准后实行。

王昕红表示，本世纪初，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一方面提升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快速高效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社会需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已有“弱化”硕士层次教育，并将硕士划分为学术型硕士（论文硕士，为直接转博做准备）和应用型硕士（课程硕士）的做法，这对我国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当下，如果一名学生想以学术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仅仅读一个硕士是不够的，必须要攻读博士。将一个连贯的学术过程划分为两个独立阶段，不仅增加教育成本，延缓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速度，也相对拉长了学生的就学时间。”王昕红坦言，这可以成为我们认识直博生制度改革的一个视角。

自2002年我国开始相关政策的试点，至2020年《意见》下发，直博生开始在国内高校全面推进，其间间隔的时间正好是18年，这也是一个人从婴儿到成年的时间跨度。只是，“成年”后的直博生制度，依然面临一些必须正视的问题。

多重的顾虑

在一项研究中，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若玲曾以国内某高校为样本，针对博士生的不同招生模式，对该校博士生导师进行详细访谈。结果显示，导师们对于以直博、硕博连读等为代表的长学制模式的认同度最高。

“贯通式培养模式弥补了分段式培养的不足，适应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连贯性需求。这样的培养模式保证了科学研究的连续性，保障了科研成果的高质量和高创造性，在理工科院校值得进一步推广。”报告中，郑若玲这样写道。

与此同时，郑若玲也表示，相较于理工类学科，人文社科（特别是基础学科）领域的研究生需要掌握大量相关学科知识，建立宽厚的学科知识基础。长学制模式下，学制的缩短、培养环节的减少非但不会提高培养的效益，还会违背学生学习成长的自然规律。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高耀也有类似结论。他所做的一项关于不同类型博士生学位论文质量比较的研究发现，在自然科学领域，长学制贯通式培养博士生学位论文的总体质量和分项质量均显著好于非贯通式培养博士生，但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差异却并不显著。

“换言之，贯通式培养的总体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学科特性、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和学科人才培养内在规律的影响。”高耀说。

然而，目前不管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各高校，对于直博生制度的适用范围都没有一个明晰的规定。不过，在实际操作层面，直博生制度在不同学科适应度不同的问题已经有所显现。

刘涛（化名）在国内某重点工科院校负责研究生招生工作。他坦言，直接攻博这种博士选拔方式具有其突出特点，作为核心参与主体的导师和考生不同程度地存在选择顾虑。

“从导师角度看，其顾虑主要是直博生的培养周期较长，且没有经过硕士阶段的科研训练，培养成本较高。”刘涛说，且由于直博生考核工作与推免生考核工作同步，不同于统一的“申请考核”“公开招考”选拔方式，容易出现“考核不充分”的现象，造成“看不准”“砸手里”的风险。此外，由于直博生选拔时间早于其他博士招录方式，也容易导致导师丧失后续选拔优质生源的机会。

考生则要面临直博与就业之间的抉择——选择直博，意味着长时间不能就业，而部分学科的学生在本科或硕士毕业后，就能实现高质量就业，如果读到博士，就业范围反而变窄，这方面的典型便是计算机相关专业。

“考生一旦选择直博，就意味着需要长期专注学术、科研，如果坚持不到最后，中途分流转硕的成本很高，很多考生在没有十分坚定信念的情况下，通常会先选择读硕，给自己留有更多思考时间和选择机会。”刘涛说，因此，如果某名本科生获得推免机会，他会有两种选择——直博或硕博连读，那么学生往往选择后者。

“正因如此，虽然近年来有关政策都在大力提倡直博生制度，但就学校的现实情况来说，直博生招生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火爆。”刘涛说。

“无解”的问题

对学术未来缺乏清晰判断的，不只是学生自己，还有想招收他们的高校。

据王昕红介绍，目前直博生的来源大约有三条途径，即高水平大学自己培养的本科生、外校本科毕业的优秀推免生以及传统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生入学第一年后选拔的优秀学生。前两类的比例要明显高于第三类。

然而，恰恰是比例不高的第三类，却拥有一个前两者不具备的优势——导师对学生有一个相对长的“考察期”，可以仔细观察学生对于科研是否有足够的学术热情和学术潜质。

这一点非常重要。

受访时，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涛告诉《中国科学报》，从教多年来，他所接触的学生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在本科阶段明显表现出对学术有足够的热情和持久力。“这并不是批评那些缺乏科研热情的学生，只是他们此时还未对科研有深入的了解，不能由此树立坚定的科研信念。”

然而，由于制度本身的原因，招收直博生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导师而言，其“风险”均相对更大一些，这也就要求直博生的招生考试能够选拔出真正具有科研兴趣和科研热情的学生。

从目前直博生的招收方式看，其生源质量的确要高于普通的本科毕业生。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生源质量指标的高低主要由学生的学业水平及综合水平决定，但这些均属于‘外显性指标’，并不能考察出学生真正的学习动机”。王昕红说。

换言之，当学生在面试时向导师表达对科研的热爱时，导师也很难分辨这是学生的真情流露，还是一番“客套话”。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王昕红认为，只要考试制度设置得更加全面，也并非完全无法分辨。“比如，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标准化测量方式，测量考生的学习动机。”她说，学习动机问卷一般多用于中小学教育，但对于直博生，是否可以开发类似问卷？

此外，也可在面试中设置专门的学术环节，考察学生对本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学科知识的好奇心与探索热情。

在这一问题上，目前高校整体招生计划也存在有待商榷之处。刘涛指出，很多学校为了扩大所谓“优质生源”的招生数量，对于导师招收直博生持大力支持态度。但目前很多学校招生计划紧张，很多博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一个博士生，且直博生每年报名审核的时间要早于普通博士生的报名考核时间。“于是，有些导师为了防止自己招不到学生，便倾向于在直博生报名阶段提前‘占’上一个。在此情况下，导师对于这名学生的考核也就不会十分严格和细致。”刘涛说。

“无聊”的课程

尽管存在不足，但以直博生、申请—考核制为代表的长学制招考模式，受到了很多导师欢迎。原因也很简单——通过这类方式招收的学生质量相对较好。

然而，在受访时，陈涛却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稍加思考，你会发现这种‘质量’是选出来的，而不是培养出来的。”他说，不过，随后就会遇到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即该如何培养这些学生，是否该为直博生建立一套基于他们成长发展规律的人才培养方案？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毕竟直博生相较于经过硕士阶段学习的学生，无论是身心特点还是知识结构均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实践中，高校在这方面做的似乎并不够。

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王昕红曾基于当时直博生的培养现状，提出了五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今回头看，她坦言有些问题依然待解，“课程特色不突出”便是其一。

“直博生相较于普通的硕博培养模式，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学制缩短。”王昕红说，同时，直博生的学术基础也要比传统博士生差一些，这就要求直博生应该有一套自己的课程体系。但现实却是很多高校的直博生、普博生和硕士的课程都是在一起上的，这就意味着直博生并没有被“区别对待”。

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刘涛的印证。他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在很多高校，直博生的主要工作是补修硕士阶段课程。“必须承认，这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即博士阶段的课程本就不多，于是很多学校索性以‘拼盘’的方式，将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机械地安排在了一起，由此便构成了直博生的课程体系。”他说，这些课程中，有些对于博士生培养的作用极其有限，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为了博士生而开的。

王昕红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课程的满意度时，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的直博生比例只有37.7%；受访直博生对学业进展的满意度更是只有29.4%。在调研中，有直博生甚至直接向她抱怨，“现在上课最无聊了，我本科就学这个课，读博士还是这个课……”

在这方面，国外的某些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例如，从2011年开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电气工程与计算机学院便为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新课“计算的美与意趣”。该课程旨在通过展示计算机在抽象、设计、循环、模拟等方面的创造力，揭示计算机是如何创造美丽世界的。

“此类课程作为跨学科课程，既有技术性，也有美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内容，对于博士生学术视野的开阔大有裨益。”王昕红表示，反观我国博士生尤其是直博生的课程，虽然大多数高校都规定了课程学习要求，但这些课程的交叉性和新颖性均有较大不足。

“对直博生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通过课程获得了多少知识，而是激发学习兴趣的定向性和恒久的探索激情。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还很不够。”王昕红说。

重要的命题

正如刘涛所说，博士生的课程本来就不多，博士生的学习和科研主要是在导师的指导乃至言传身教下进行的。因此，导师对于直博生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直博生培养结果的优劣。

一些导师显然没有意识到直博生培养的特殊性。以本文开头时，王昕红走访的那名直博生为例，导致他最终放弃直博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导师的不理解。

这位学生告诉王昕红，从进入导师课题组开始，他就在导师的安排下，独立探索一个比较前沿的理论问题，几乎进行了1年多时间，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甚至有“走歪”的感觉。“我的导师很年轻，每次向他汇报，他总是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做不出来，然后失望地看着我。看到他失望的样子，我真是很难受，也止不住烦躁和焦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适合读博，也越来越不想去实验室，退出的想法由此产生。”该生说。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当一名本科生在没有经过硕士阶段训练的情况下，就以直博生身份进入课题组，他实际上就是一个‘科研小白’。要想使他尽快进入正轨，导师足够的理解与支持、团队成员的热情帮助是必不可少的。”王昕红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既要建立使直博生快速融入学术社会的培养机制，也要建立帮助学生成功获得有效信息、成功驾驭学术航船的支持体系。

“在体系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人。因此，不论是怎样的制度安排，最终都要为‘人’服务。”陈涛说。

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潘懋元曾提出过一组重要的概念，即教育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陈涛表示，目前相关机构作出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决定的初衷，更多的是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等外部因素。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外部关系会影响内部关系，进而影响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然而，不容回避的是，教育的内部规律和内部关系更能够影响人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要辩证地看。”陈涛表示，目前很多看法，往往是由外向内看，但有时我们需要反过来，从怎样选择人、怎样培养人的内部视角出发，看待高等教育举措。“只有如此，高等教育才不会失去‘初心’。”(记者 陈彬)